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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法律风险给企业造成较大损失的例子有哪些
1、中国人寿在美国被投资者集体诉讼案
2003年12月，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下称“中国人寿”)同时在纽约交易所和香港联交所挂牌上市，募集资金达到34亿美元，成为当年全球最大的股票上市。但是，成功上市的喜悦还未散去，2004年1月30日，中国国家审计署审计长李金华公布了2003年度的审计报告。该审计报告披露，中国人寿的前身中国人寿保险公司存在重大违规行为，涉嫌各类违规资金约54亿元人民币。2004年3月16日，由美国投资者聘请的代理律师事务所Milberg Weiss宣布，其拟代理投资者对中国人寿提起集体诉讼，称中国人寿及其部分高级管理人员违反美国1934年证券交易法，在中国人寿募股期间没有披露不利事实。据中国媒体报道，中国人寿集团已经向中国政府缴纳了税金和罚金总计约6749万元人民币。中国人寿案件集中反映了国内企业在进入国际资本市场的同时，必须尊重并遵守市场规则和当地监管规定，否则将面临巨大的法律风险。
2、华为——思科知识产权诉讼案
2003年思科系统有限公司在美国德克萨斯州东区联邦法庭正式对中国华为公司及华为美国分公司软件和专利侵权提起诉讼，思科提出了巨额的赔偿要求。这是一场全方位考验两家公司资源与能力的战斗，在媒体、客户、合作伙伴、政府资源、技术实力、法律武器组成的数个链条上，战斗全面开始。思科与华为的诉讼案最终以和解告终。在本案中，虽然华为可能没有向思科进行赔偿，但是现在退出整个美国市场对于刚刚开始国际化布局的华为来说不啻于当头一棒。
3、长虹——APEX贸易纠纷案件评述
四川长虹集团(下称长虹)与美国具有华人背景的APEX Digital(下称APEX)的“贸易欺诈案”曝光后，2003年1月7日，长虹发布公告称，目前账面上仍有46750万美元欠款未能收回。长虹第三季季报显示，公司净资产为132.15亿元人民币，这4.6亿美元相当于净资产的近30%。尽管2003年底，长虹总部就专门派出高层去美国与APEX和季龙粉就应收账款问题进行交涉，但在未果的情况下2004年初长虹却又发了3000多万美元的货给APEX。其后长虹又多次邀请APEX董事局主席季龙粉面谈解决但都被季以种种理由推掉。2004年12月14日,长虹被迫在洛杉矶高等法院起诉APEX。从法律角度来看，销售合同最关键的法律风险就是付款。作为销售方可以根据交易实际情况采取多种方式来控制对方不付款的法律风险，如签署信用证、保留货物所有权、寄售、价款担保、保证、现金担保、货物自主回收权、中止履行、强制履行、有效的争议解决手段等等。针对销售活动所在国或地区的不同，中国企业应当与熟悉当地法律规定和实际做法的法律顾问紧密配合，在合同中做出相应规定，将法律风险防范于未然。建立有效的合同管理制度对于企业与合同相关的法律风险防范和管理来说是事半功倍的事情，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应当引起足够的重视。
因法律风险给企业造成较大损失的例子有哪些
据有关调查资料显示：
国有企业：
一、自国资委2003年3月成立至2004年底，中央企业报请国务院国资委协调的法律纠纷案件达146起，涉及中央企业131家，直接涉案金额199亿元，间接涉案金额已超过450亿元。涉案金额之大，涉案范围之广，令人震惊。这些法律纠纷案件产生的主要原因是企业内部责任不清、制度不健全、监管失控、法律意识淡薄等，反映出企业在依法经营观念、风险防范意识和内部制度控制等方面普遍存在较大差距。
中小企业：
（一）、目前我国中小型企业法律风险现状堪忧，发案率高，执行率低，企业涉诉极为普遍。221家企业中有198家近三年发生过法律诉讼，174家企业发生债务拖欠，得到足额赔偿的企业仅33家。多年来法律风险是企业多种经营风险中最被忽视的一种风险。高发案率、高败诉率、低执行率、打赢官司拿不到钱的困扰，给企业经营带来釜底抽薪的损失。
（二）、企业内部管理制度建设的漏洞与不完善是企业法律风险产生的制度根源。221家企业中已经制定有工作计划的企业仅35家，有完善的合同管理制度及综合合同管理机构的仅29家，有司法证据制度的企业仅57家，有工业产权管理制度的企业仅38家，2/3以上的企业存在防范法律风险的制度漏洞。
（三）、企业法律培训存在空白与缺失。近三年来经常做一般法律培训的企业仅40家，占有效问卷企业的18.1%；从未做一般培训的企业有48家，占21.7%。而专业法律培训情况更差。经常做专业法律培训的企业仅30家，从未做专业法律培训的企业有66家。
（四）、企业内部业务流程的不合规性成为影响企业法律风险的因素。如在与外商合资或项目合作中不做或很少做专利检索的企业有159家，不做或很少做商标审查企业的有132家，接受对方财产抵押时不做或很少做抵押财产合法性审查的有88家，接受对方保证合同时不审查或很少审查对方签约人是否有权签约的企业有154家。上述不合规性直接引发商标、专利、抵押无效、土地转让纠纷的高发案率。
（五）、企业重大决策过程仍缺少法定程序。律师、法律顾问有重要地位并参与决策的企业仅56家，在投资和担保合同签署的程序方面必须由股东会、董事会或企业领导集体讨论的有108家，即所调查的企业中近一半企业在关于投资和担保这样重大问题上仍由董事长、总经理或厂长一人决定。
（六）、企业法律事务方面的开支与国际惯例有极大差距。所调查企业中销售额在1000万元以上的企业有148家，而在企业法律事务方面开支在10万元以上的企业仅48家，法律事务开支在30万元以上的企业仅13家。按国际惯例企业法律事务方面的开支一般占到销售收入的1%。虽然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不可能完全按国际惯例衡量，但目前大多数小企业在法律事务方面的开支甚至连销售收入的千分之一都不到，确实可以反映出这些企业对于法律事务的忽视或轻视。
典型案例：
2006年发生的震惊全国的上海社保案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件。上海福禧投资公司通过一系列的违法手段获取了上海社保中心的数十亿社保资金，又通过不正常手段收购上海路桥发展公司99.35％的股权，获得沪杭高速上海段30年的收费经营权。此后在短短的4年零4个月的时间里，福禧投资从10亿元注册资本，创造了总资产达136.22亿元、净资产高达53.13亿元的财富增值神话，一个资本帝国迅速崛起。然而这个帝国根本就是建立在海滩上的沙雕，其所存在的法律风险始终是悬在其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当法律风险转化为法律危机时，福禧帝国顷刻灰飞烟灭。
此外，北京汉王科技有限公司诉台湾精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侵权一案，历时四年，等汉王赢得一审时，PDA市场早已衰败。正如北京汉王总裁刘迎建所说：“我们打赢了知识产权官司，却挽回不了市场。” 这不验证了那句“打官司，没赢家”的俗话吗？面对法律风险，为什么企业不未雨绸缪，防范于未然呢？
又如近年来哇哈哈与达能的离婚案，安然大厦的倾倒，众多怀揣数亿甚至数十亿的老总纷纷下马，国内商界风声鹤唳。这都是法律风险惹的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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