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关于郑和下西洋郑和下西洋对中国海外移民生存和发展的影响郑和下西洋历时28年，有12万人参与，航程十余万里，先后到达30多个国家和地区，是人类航海史上的一次伟大创。下面由淮北公司法律师为您介绍张帆律师 张帆律师北京日语相关法律知识，希望能够帮助到您。

关于郑和下西洋

郑和下西洋对中国海外移民生存和发展的影响 郑和下西洋历时28年，有12万人参与，航程十余万里，先后到达30多个国家和地区，是人类航海史上的一次伟大创举。据有关资料记载：在马来西亚、印尼、菲律宾、泰国、越南和柬埔寨等东南亚国家，不少华人是随郑和船队而来，并久居不返成为早期华侨的。在郑和下西洋的影响下，“……闽广之民，造舟涉海，趋之若骛，或竟有买田娶妇，留而不归者。”1 “到了明代中后期，在南洋各地的华侨大约在十万人以上。”2可以这样说，郑和下西洋不仅开辟了“海上丝绸之路”，打通了中国的对外贸易大门，而且间接地扩大了中国人的地理知识，提升了人们对移民收益预期，促成更多的中国人前往南洋等地经商和谋生，对中国移民在海外生存和发展，以及海外华人社会的形成产生了积极影响。
一、郑和下西洋的后续效应
郑和下西洋的最初动机，不论是宣扬“王道”（天朝声望）、“安外”（安定海外），还是为了“绝患”（寻找文帝，杜绝后患），均可视为 明朝政府对外政策的一种调整，客观上对打通中国的对外通道， 发展对外贸易，建立藩属关系，促进 和平外交发挥了积极作用，有着悠久的后续效应 。
首先，郑和下西洋宣扬了“天朝”声望。《皇明祖训》说过：“四夷顺则中国宁”，因此，明政府将朝鲜、日本、大梳球国、小梳球国、安南、真腊、占城、苏门答腊、瓜哇等15国列入“不征之国”。明成祖素有“万国来朝”、“四夷宾服”的思想，借“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以满足封建王朝唯我独尊的虚荣心。可见， 郑和下西洋属于官方性质，有着很强的政治性意义。在 郑和 下西洋的过程中，曾经 三次用兵击溃偷袭的海盗集团和图谋不轨者，以珠宝交易和自卫枪炮捍卫了明朝政府利益， 宣扬了国威，提高了“ 天朝”声望；通过“怃外夷以礼，导人以善”，促进了中国和东南亚各地的联系，进而对中国海外移民产生深远影响。据梁启超《祖国大航海家郑和传》的研究：“郑和下西洋后而移居南洋诸岛，当不下五百四、五十万人，加上与土著人杂婚者，当及七百万人。”郑和下西洋产生的示范效应，为中国移民大量地向外迁移创造了条件，促进了海外华人社会的形成和发展，这也是海外移民崇拜郑和的深远的社会基础。
其次，郑和下西洋促进了海外华人社会发展。据史料记载：中国人到海外，自商周时期就已经开始了。秦朝徐福带领三千人东渡蚂袭日本，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首次大规模的海外移民。但海外华人社会的真正形成和发展，却是出现在郑和下西洋之后。郑和下西洋的成功，吸引愈来愈多的中国人移居海外，大量的聚居而成华人的村落或城镇，并有“首目”主事管理，形成了较为稳定、完整的华侨社会。鸦片战争爆发后，中国已经沦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一方面，由于统治者的血腥盘剥，加之政局长期地动荡不安，尤其殖民资本的大举渗入，导致地方商人和手工业者的纷纷破产，大量农民流离失所，到处是民不聊生的惨象。另一方面，鸦片战争爆发后，清政府已元气大伤，几乎是处于苟且掺延。为了维持落后的封建专治制度，清政府与西方列强签订了许多的丧权辱国条约，包括割让土地，开禁沿海通商口岸，承认西方列强招收华工的合法性等，海禁条约也在事实上被裁除，进一步加剧了海外移民潮的发展，形成了较为成熟歼扰的海外华人社会。
第三，郑和下西洋为华人迁移提供了便利条件。我们知道，自从宋代发明了指南针后，中国的航海技术就有了很大进步。郑和下西洋不仅打通海外通道，开辟了沟通东南亚、南亚、西亚和东非等地的航线，而且留下许多宝贵的航海资料和途经各地的详细记载，对中国人移居海外有着很大帮助。为促进中国与东南亚的友好交往，明政府在南京设立“四译馆”，隶属于翰林院，用于专门培养与中国有密切关系国家的外语人才。与此同时，通过解决边患，设立宣慰司，扶持旧港宣使司，敕谕暹罗国王等方式，沉重地打击了华人海盗集团和锡兰山的海寇，基本上消灭了海盗和 图谋不轨者 的威胁，一定程度上 维护了海外侨民的利益， 有利于华人来往南洋群岛，使中国沿海地区居民的大量向外迁移成为了可能。这样，以广东、福建沿海地区为主，广大的贫苦农民纷纷踏出国门，被迫到海外谋生氏物旦。有人估计，自鸦片战争后的一百年间，中国的出国人数估计不少于1500万人。
二、郑和下西洋有利于中国海外移民生存和发展
对于郑和下西洋的历史功绩，著名的历史学 家吴晗 先生曾作过如下的评价：（1）经济上的收获。郑和用瓷器、丝、茶诸货物到南洋博易，政府和人民两受其益。（2）政治上的成功。国威远播，南洋诸国王，稽首来庭，甘为臣属。（3）文化上的传播。宝船迭出，信使往来，使南洋诸国均染华风。（4）华侨移民增加及其势力的发展。中国人在南洋的地位陡然提高，华人以其灵敏耐劳的手腕，渐得当地人的信仰。3应该说，吴晗先生的评价相当的在理。郑和下西洋拓展了中国人的海外生存空间，保证了中国通往东南亚的海上航道安全，对中国移民的生存和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首先，郑和下西洋密切了与东南亚国家关系，改善了华人移民的生存环境。郑和下西洋主要是“下南洋”，也就是今天的南洋群岛一带。 明朝开国后，积极地发展对外友好关系，主要通过互派使团，外国“朝贡”方物，明朝政府“赐赉”礼品等方式进行的，素有“厚往薄来” 特征，明朝政府对朝贡使者均是“以礼待之”，即使“私货来，皆倍偿其价”。而郑和下西洋，正是贯彻了封建王朝的“宣德化而柔远人”，“怀诸侯，则天下畏之”的思想，4使明朝与东南亚国家的友好交往达到了鼎盛时期，东南亚国王先后访华，促使他们实施比较宽松的华侨政策。据史书记载：到了永乐十四年（1416年），也就是郑和已经完成四次出访任务后，就有古里、爪硅、满刺加、占城、锡兰山、木骨都束、溜山、南渤利、不刺硅、阿丹、苏门答刺、麻林、刺撒、忽鲁谟斯、柯技、沙里湾泥、彭享、三佛齐等十多个国家，纷纷派遣使者来华。“是时，诸番使臣，充斥于厅”。5郑和下西洋后，就在东南亚各地，如印尼西加的三发、瓜哇的锡顺、中瓜哇的三宝垄和苏门答腊的巨港等地，设立了下西洋的转运站，作为船队休整、补给、收容疾病随员以及接待华侨华人的停留点；并以 满刺加为贸易中心，建立了开展下西洋活动的中心据点，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华人移民的生存环境，之后就有大批的华侨移居南洋的 说法。“南洋华侨中心的形成，实肇始于郑和下西洋之时”。6明代张燮的《东西洋考》也这样记载，在爪哇、加里曼丹、菲律宾、马来半岛，有一千乃至上万的华侨。
其次，郑和下西洋宣示了“王威”，提高了华人移民的政治地位。据史料记载：郑和船队每到一处，先是“开招、颁赏”，按照国家礼节拜访国王，并送上从中国带来的珍贵礼物。每当郑和的船队一到，居住在南洋群岛的华人移民便奔走相告，高喊着“三保太监”来了，“三保太监”专程看我们来了。究其原因，主要是当地华人深感郑和带来了国威，而当地人看到了郑和庞大的船队后，也认为华人移民有强大的国家作后盾，自然不敢对他们产生轻视。 东南亚国家也因有郑和的访问，对中国的崇敬之情油然而生，这从满刺加和苏禄王率团访华可看出一斑。自接受了明朝封赐以来，从永乐九年（1411）七月至宣德八年（1433）九月，满刺加国王就三次率其王妃、陪臣来华访问，得到了明成祖、宣宗的热情款待，加深了东南亚与中国之间的传统友谊。华侨在满刺加受到了重视，如满刺加国王任命华侨担任港主，负责处理中国和印度支那商船的事宜。7郑和下西洋后，苏禄王知道了中国疆域辽阔，物产富饶，是个强大而友好国家，于是便携带王妃、王子和随从一行，共有340多人的大型使团访问了中国。苏禄王到达中国后，受到明成祖的隆重接待，中国的繁华景象更使他们流连忘返。在回国途中，苏禄国的东王不幸病逝于山东德州，除了大王子回国继承王位外，其王妃以及二子、三子等十多人均留下守墓，后都不愿意回国，最终卒于德州。他的后人定居在山东德州的北郊，安、温二姓成了他们的姓氏。文莱华人也认为说“自（郑和）王景弘到文莱后，华人地位大大提高”。8
第三，郑和下西洋带去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增强了华人移民的发展能力。永乐初年，中国的粮食、棉花、布匹供给充裕，手工业兴旺发达，造船、冶金等产业发展比较成熟，与当时仍然比较落后的东南亚、南亚国家，形成了鲜明对比。郑和下西洋后，带去了中国精美的工业制品，据《瀛涯胜揽》、《东西洋考》、《西洋番国志》等书记载：这些物品包括青花瓷器、青瓷盘碗、麝香、烧珠、樟脑、橘子、茶叶、漆器、雨伞、金、银、铁鼎、铜钱、湖丝、绸缎、丝锦、铁制农具以及金属制品等。9在按国之礼仪谒见国王后，郑和便将带来的商品与当地人进行交易，中国的丝绸、瓷器等深受他们的欢迎，郑和船队“所至皆有遗迹，凿山开路，掘地取泉，” 10 各种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生产工具源源不断地传入，对东南亚的当地垦荒和经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久而久之，这种以物易物的交易形式，很快就盛行起来，在东南亚各国产生了“中国货”的品牌效应，对经营着的当地华侨来说，无疑是在免费为他们打广告，培植了当地华人的发展能力，打开了中国货的市场空间。广大的华人移民也通过各种途径，直接从中国进货，使他们所在的地区，很快就成为当地重要的经济和商业、贸易中心，对当地社会经济发展起了举足轻重作用。
第四，郑和下西洋传承了中华文化，增强了华人移民的民族凝结力。郑和下西洋除了“开招、颁赏”与进行贸易外，遵循“敷宣教于海外诸番国，导以礼仪，变其夷习”的理念，率领船队“周游南洋群岛，所至宣布大明德政，抚慰士人，”11不断地向东南亚国家敷宣中国教化，以提高他们的文化程度，改变落后发展面貌，受到了当地人民的广泛爱戴，“至今英荷二属均有三宝井留存。”12当地人也乐意中国人移居其地，共同地发展生产，华侨华人日益成为各国经济建设的重要力量。13而华人与当地女子成婚，开始形成与当地人民友好相处和融合发展的过程。因此，在海外华人集中的地区，除了形成商业意义上的“唐人街”外，华人移民还按照祖籍地习俗，修建了宗祠、寺庙，成立各种宗乡社团会馆，设立私塾学习中文，使之成为传承中华文化的重要载体。如“唐人街”挂着的“天涯海角饮水思源，入乡随俗落地生根”楹联，就表达了海外华人 以中国为荣，入乡随俗落地生根的发展意念；“唐人街” 正是广大华裔诚信经商与传承中华文化的产物，它成了中国移民在海外活动的重要根据地，对增强华族的向心力发挥了积极作用。
第五， 郑和下西洋采取 震慑、怀柔的双重政策， 维护了华人移民 的正当权益。明朝初年，海盗为害情况已相当的严重，特别是一些贡使与商旅必经的咽喉要地，已被海盗所居，“凡有经过客人船只，便劫夺财物”，致贡使、商旅“来往若之”，危害尤甚。14 在郑和下西洋的过程中，共进行了三次不得已的用兵。郑和首次出使西洋，在率领船队返航经过旧港的时候，遭到以华人头领陈祖义为首的海盗集团的突袭。这支海盗集团以抢劫过往的客商和贡使的财物为生，企图“诈降邀劫”，抢夺郑和船队所携带的宝物。郑和船队击溃偷袭者之后，活抓了海盗头领陈祖义，并将他押回京城就地正法。当时虽然只是个别人从事不法勾当，但已损坏了华人形象，也累及到许多的无辜。陈祖义被抓和受到了正法后，在海外和当地的华人社会中产生了震撼，这种“镇怃”行动，铲除了海盗集团的势力，一定程度上维护了海外华人的利益。郑和的第二次下西洋，在途经斯里兰卡时，该国的王子把郑和骗到了京城，强行勒索财物，并暗中派兵抢劫，企图一起虏获郑和船队，结果阴谋没有得逞反而被抓获了，郑和就将他们带回北京献给明成祖。但明成祖实行了宽大政策，将斯里兰卡国王等人全部放送回国，不仅对海外国家起到震慑和怀柔的双重效应，也维护了海外华人的正当权益，为他们的生存和发展起到重要作用。
三、郑和下西洋的借鉴意义
郑和下西洋的朝贡贸易及其促进民间贸易，带来了巨大的财富效应，激发了中国沿海地区人们向外追求财富的欲望，直接提高了人们对移民收益的预期，有利于华人移民和海外华人社会的发展，为中国走向世界、发展自己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时至今日，郑和下西洋仍有很强的借鉴意义。
首先，大力弘扬郑和精神，“走出去”来发展自己。郑和下西洋带来的财富增值效应，激发了人们“走出去”发展的渴望。中国是个人口超级大国，超过了13亿人口，其中的劳动力人口达到7.4亿，比欧美发达国家的4.3亿劳动力还多3.1亿人。据有关的资料报道，“中国每年新增劳动力1000万；中国的下岗和失业人口大约1400万，进城的农民工一般保持在1亿2千万。”15今后， 随着经济结构调整、城市化进程以及西部大开发的加快，中国与世界经济的关系不断深化，未来几年内将释放和派生出大量的剩余劳力，从而形成人口迁移的巨大“推力”。事实上，人才流动总是与劳动力、资本的流动相伴随的。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新移民必将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从数量上统计， 中国的移民数量还比较少，人口流动仍属于正常的范围之内。我们应当 大力弘扬“郑和精神”，解放思想，转变观念，继续放宽出国渠道，让更多的国人通过合法的渠道走出国门，积极地参与国际竞争，分享到我国的改革开放、加入WTO和世界经济全球化的成果。各涉侨、涉外部门也要不失时机地“走出去”，加强与海外的华侨华人联系，深交老朋友、广交新朋友，不忘好朋友，使海外华侨华人真正地为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服务，为祖国的统一大业服务。
其次，鼓励华侨自愿地融入当地社会，积极地参政议政。移民的问题十分复杂，其中居住国因素具有决定性作用。加强海外华侨华人的科技力量、经济实力和人才资源的有效整合，对加速我国的现代化进程，实现中华民族的重新崛起有深远的战略意义，也是我们争取海外“侨心”的一项基础性工作。随着人口老龄化和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发达国家将加大引进移民力度，通过不断地调整移民政策，避免外来人口对社会系统造成的冲击。据有关的资料估计，在今后的20、30年间，如果加上改革开放以来的新移民数量，来自祖国大陆、香港和台湾的移居发达国家的新移民可能达到2000—3000万人，在数量上直逼现有的华侨华人规模。如果考虑到再移民，以及两岸关系可能导致的移民影响，估计发达国家的华侨华人规模还会更大。因此，要密切关注住在国的局势变化，加强与住在国政府的沟通和友好关系，认真地汲取经验教训，鼓励华侨华人抛弃自我的孤立心态，在当地化的进程中，积极地融入主流社会、 参政议政，努力捍卫自己的正当的合法权益。在华社的传承与发展上，要尽量地减少磨合期，做到取长补短，互相提携共同地发展，在居住国与祖（籍）国发挥难以替代的桥梁作用，真正成为各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宝贵财富。
第三，实施睦邻友好政策，为华侨华人的生存和发展服务。郑和下西洋后，始终坚持睦邻、善邻的友好政策，有利于中国人民对东南亚国家的认识和了解，促进了中国与周边国家的经济贸易关系，带去了中国先进的建筑文化、陶瓷文化和丝绸文化，推进了制度文化、精神文化交流，推动了东南亚华侨移民与商业、宗教的共同发展。时至如今，东南亚国家仍留下众多的郑和事迹，流传着许多感人的传说（法力无边，万物听命），经常举办各种盛大的纪念活动，表明郑和不仅是“中国的”，而且是“世界的”共同敬仰的伟人。东南亚人民把郑和视为神明，对历史遗留下来的“三宝庙”、“三宝墩”、“三宝洞”、“三宝井”顶礼膜拜，充分展示了“郑和精神”已是深入人心。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商品交流和对外交往的迅速增加，中国公民享受到了自由移居他国发展的正当权益，我国海外移民大量增加，移民结构也随之发生深刻变化。目前，发达国家新移民已占到华侨华人总数的一半以上，个别国家甚至超过 80% 。如果发达国家的移民政策没有大的变动，那么估计在未来的 10 多年内，新移民人数将占到发达国家华侨华人总数的七成以上。 新移民是海外华侨华人的延续，他们的发展壮大，将从根本上改变华侨华人的地位，对我国的安全、富强和发展都有利。因此，我们要继续贯彻睦邻、安邻、富邻的对外友好政策，促进我国的和平崛起，积极地改善华人移民的生存和发展环境，这对我们增强海外侨界的后续力量，进一步发挥侨的优势，更好地促进我国走向世界有重要意义。
第四、发挥海外社团作用，大力弘扬中华优秀文化。中华文化的历史悠久、根深叶茂，有着很强的黏合性和渗透力，它是联接海外移民与祖籍国关系的“桥梁”和重要纽带。近年来，从祖国大陆、台湾、香港地区赴发达国家的留学生，每年都有十几、二十万人，如果加上技术移民的话，每年由中国进入发达国家的留学移民、技术移民及其家属有数十万人，已经成为发达国家最主要的移民来源地之一。新移民尤其学有所成的居留者，他们的政治敏锐，善于交际，社会活动能力比较强，其实力和表现也逐步得到了当地华社和主流社会的肯定。华侨华人社团是团结海外乡亲，凝聚爱国力量，联系祖国和家乡的重要纽带。这年来，随着事业的不断发展，不少的海外华人开始关心、参加甚至组建当地的华人社团组织，涌现出一批有知名度和影响力的社团领袖。在新的历史时期，海外华侨华人工作将面临着更多的新情况、新问题，需要深入地研究。我们要鼓励新移民积极地参加老一辈组织的各种华人社团，积极融入当地华社，从中发现、培养有代表性的华人“新人”，有意识地支持和引导他们，把他们吸收到国内的各种群团组织中，为他们提供参政议政的舞台，把他们培养成新一代的华社领袖，努力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文化，切实引导华社的团结和有序发展。

关于郑和下西洋

永乐三年(1405)年六月十五日，明成祖派遗郑和出使西洋，揭开了郑和七下西洋的序幕。郑和出使西洋的人员组成，主要人员有水手、官兵、采办、工匠、医生、翻译等27800多人。郑和船队，性能、装备及规模都是当时世界一流的。船队中较大的船舶称为宝船。宝船最大者长四十四丈、宽十八丈，中者长三十七丈，宽十五丈。九桅十二帆，十六橹至二十橹，舵重4810公斤。1957年5月在南京下关三叉河明宝船厂遗址发现巨型舵杆，铁力木制成，全长11.07米。经测算这支舵的高度应在6.25米左右，可作为上述宝船大小记载的实物证明。
郑和船队有宝船六十二艘，满载丝绸、瓷器、金银、铜铁、布匹等物从今江苏太仓浏河镇(古称刘家港)出发，经福建——广东到达占城(今越南中部)—爪哇—旧港(今苏门答腊岛东南部巨港)—南巫里(今苏门答腊班达牙齐)—锡兰(今斯里兰卡)—古里(今印度卡利卡特)等地。郑和前三次下西洋到达的主要为今东南亚的越南、柬埔寨、菲律宾、印尼、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缅甸及南亚的印度等国沿海地区。每到一个国家郑和都以中国使者的身份登上海岸进行访问，向他们颁赐锦绮纱罗、瓷器、金银等礼品。郑和的船队航行至暹罗(今泰国)曼谷湾时，曼谷海滨高大苍翠的椰子树在微风中轻轻地摇曳。旭日升起，火红的朝霞洒遍郑和的庞大的船队。郑和在其助手的簇拥下走下舷梯。码头上人群热情地向他致意。僧侣们向他膜拜。人群中来自中国福建、广东的中国商人跪迎郑和的光临。郑和向当地官员赠送礼品。
郑和船队航行到锡兰时，今日的科伦坡只是一个小海港。当时锡兰科提王国的首都就在这里。郑和登上了锡兰海岸，当地官员、僧侣、商人(包括中国商人)在码头欢迎中国船队的到来。郑和对锡兰佛寺进行布施，并立下碑记。碑文中写道：“谨以金银织锦、纺丝宝幡、香炉花瓶、表里灯烛等物，布施佛寺以充供养，惟世尊鉴之。”事隔500余年后，该碑在锡兰岛加里镇发现，现保存于斯里兰卡博物馆中。碑文是用汉文、泰米尔文及波斯文所刻。它不仅是中斯两国友好交往的珍贵文物，而且是郑和登上锡兰海岸，并在锡兰佛寺进行布施的见证。
郑和的第四至第七次下西洋远航中，最远航行至非洲东海岸。途经主要国家及地区有满刺加、爪哇、占城、苏门答腊、阿鲁、锡兰、柯枝、古里、甘把里、阿丹、刺撒、南渤利、彭享(今马来西亚彭京河口)、急兰丹(今马来西亚哥打巴鲁)、加异勒、忽鲁漠斯(今霍尔木兹海峡格什姆岛)、比刺、淄山(马尔代夫群岛)、孙刺、木骨都束(今摩加迪沙)、麻林(今肯尼亚的马林迪)、仆刺喹、苏禄、沙里湾泥、竹步(今索马里)等。郑和历经艰险，在28年(1450-1433)年航海生涯中到达东南亚、南亚、伊朗、阿拉伯、非洲东海岸和红海沿岸共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郑和第六次出使，曾到榜葛刺(今孟加拉)访问。榜葛刺国王带着官员及迎宾的礼仪用品，骑着马，排起长长的队列欢迎判嫌举郑和上岸。郑和与国王一起，在身穿盔甲的军士护卫下，向王宫走去。王宫大殿前设孔雀翎伞盖百余，又有百余头大象列队，欢迎的场面降重而又热烈。郑和宣读明成祖的诏书，国王拜接，并叩头谢恩。随后国王举行盛大宴会款待郑和。
郑和船队的访问在亚洲、非洲沿海国家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也激起这些国家对明朝的强烈想往。他们想看一看中国，想见一见明成祖。当时，渤泥(今加里曼丹)和满刺加的国王和王后都到过我国南京，明成祖盛情接待了他们。东非者亏的麻林国王哇顿亲自率众访问中国，不幸在福州病逝。另外，在明永乐十九年(1421年)，有十六国的使臣抵达南京。郑和第六次下西洋的主要使命就是护送忽鲁漠斯等十六国使臣返回自己的国家。
郑和第七次下西洋时，还特地到伊斯兰圣地麦加朝圣。郑和七下西洋加强了中国与亚、非沿海各国的联系和交流，亚、非许多国家的人民都非常怀念中国友掘碧好的使者三宝太监郑和。至今，一些亚、非沿海国家还保留着许多有关郑和的遗迹。在印度尼西亚的爪哇岛上有三宝垅市和三宝公庙。在泰国有三宝庙和三宝塔。在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的博物馆里还珍藏着郑和当年建立的石碑。当时，中国以南海为界，把通往各国的海路划分为东洋和西洋。郑和七次出使航海都是走的西洋航线，到达的国家大都是西洋国家，所以人们称他的航行为“郑和下西洋”。郑和是明成祖永乐皇帝信任的太监，人称“三保太监”，佛家语音转为“三宝太监”。因此“郑和下西洋”在史书上又称“三宝太监下西洋

关于郑和下西洋

1405年7月11日（明永乐三年）明成祖命郑和率领庞大的二百四十多海船、二万七千四百名船员组成的船队远航，访问了30多个在西太平洋和印度洋的国家和地区，加深了中国同东南亚、东非的友好关系。每次都有苏洲刘家港出发，一直到1433年（明宣德8年），他一共远航了有八次之多。最后一次，宣德八年四月回程到古里时，在船上因病过逝。民间故事《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将他的旅行探险称之为三宝太监下西洋。
郑和曾到达过爪哇、苏门答腊、苏禄、 彭亨、真腊、古里、暹罗、阿丹、天方、左法尔、忽鲁谟斯、木骨都束等三十多个国家，最远曾达非洲东岸，红海、麦加，并有可能到过澳大利亚。
郑和在公元1414年（永乐十二年）由非洲带来的长颈鹿。沈度《瑞应麒麟颂》的附图，由明宫廷画师所绘。
下‘西洋’的定义：明朝初期以婆罗（Borneo）/文莱为界，以东称为东洋，以西称为西洋，故过去所称南海、西南海之处，明朝称为东洋、西洋，且暹罗湾之海，称为涨海。
第一次下西洋
永乐三年六月十五日（1405年7月11日）从南京龙江港启航，经太仓出海，永乐五年九月初二（1407年10月2日）回国。
第一次下西洋人数据载有27800人
第二次下西洋
永乐五年九月十三日（1407年10月13日）出发，到达文莱、泰国、柬埔寨、印度等地，在锡兰山迎请佛牙，随船带回，永乐七年夏（1409年）回国。
第二次下西洋人数据载有27000人。
第三次下西洋
永乐七年九月（1409年10月）从太仓刘家港启航，姚广孝、费信、马欢等人会同前往，到达越南、马来西亚、印度等地，回国途中访锡兰山，永乐九年六月十六（1411年7月6日）回国。
第四次下西洋
永乐十一年十一月（1413年11月）出发，随行有通译马欢，绕过阿拉伯半岛，首次航行东非麻林迪，永乐十三年七月初八（1415年8月12日）回国。同年11月，麻林迪特使来中国进献“麒麟”（即长颈鹿）。
第四次下西洋人数据载有27670人。
第五次下西洋
永乐十五年五月（1417年6月）出发，随行有蒲寿庚的后代蒲日和，途经泉州，到占城、爪哇，最远到达东非木骨都束、卜喇哇、麻林等国家，永乐十七年七月十七（1419年8月8日）回国。
第六次下西洋
永乐十九年正月三十日（1421年3月3日）出发，往榜葛刺（孟加拉），史载“于镇东洋中，官舟遭大颤漏风，掀翻欲溺，舟中喧泣，急叩神求佑，言未毕，……风恬浪静”，中道返回，永乐二十年八月十八（1422年9月2日）回国。永乐二十二年，明成祖去世，仁宗朱高炽即位，以经济空虚，下令停止下西洋的行动。
第七次下西洋
宝船从龙江关出水
宣德五年闰十二月初六（1431年1月从龙江关（今南京下关）启航，返航后，郑和因劳累过度于宣德八年（1433年）四月初在印度西海岸古里去世，船队由太监王景弘率领返航，宣德八年七月初六（1433年7月22日）返回南京。
第七次下西洋人数据载有27550人。
发展海外贸易：郑和下西洋发展的海外贸易包括朝贡贸易，官方贸易和民间贸易。
航海技术和装备－宝船：据《明史》《郑和传》记载，郑和航海宝船共63艘，最大的长44丈4尺，宽18丈，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海船，折合现今长度为151.18米，宽61.6米。船有四层，船上9桅可挂12张帆，锚重有几千斤，要动用二百人才能启航，一艘船可容纳有千人。 《明史•兵志》又记：“宝船高大如楼，底尖上阔，誉雹可容千人”
肯定派：认为明史基本上正确，因为南京静海寺郑和残碑所记“两千料海船”，不是“宝船”，而是较小的“战座船”。
对南京郑和造船厂的考古，发掘出一根约15米长的舵，和明史所述宝船大小相符。
南京郑和造船厂的船坞宽可容20丈。
伊本•白图泰（ibn Battuta）（1304-1377）游记中早已纪录中国巨大的12张帆可载千人的海船。白图泰的纪录可作为12帆载千人的宝船的旁证。
质疑派：认为木材强度有限，过大的船体无法保证水密性，难以做长时间的航行。
根据南京静海寺郑和所立残碑记载，郑和首次出海宝船为“两千料”，根据他们推论，折合长约为长十五到二十丈，宽六到八丈左右。载重量约为五千吨茄虚烂。
至今未有人复制能够实际航行的44丈“宝船”。目前复制中的宝船多采用质疑派的说法。
即便采用质疑派的说法，郑和宝船仍是当时世界首屈一指的巨型船舶。
航海技术：根据《郑和航海图》，郑和使用海道针经（24/48 方位指南针导航）结合过洋牵星术(天文导航)，在当时是最先进的航海导航技术。
郑和下西洋的意义：郑和曾到达过爪哇、苏门答腊、苏禄、彭亨、真蜡、古里、暹罗、阿丹、天方、左法尔、忽鲁谟斯、木骨都束等三十多个国家，最远曾达非洲东岸，红海、麦加，并有可能到过澳大利亚。这些记载都代表了中国的航海探险的高峰，比西方探险家达伽马哥伦布等人早80几年。当时明朝在航海技术，船队规模、航程之远、持续时间、涉及领域等均领先于同一时期的西方。
在郑和下西洋的历史意义，还有有许多超出于航海之外的解读。“郑和时代的中国，则是真正承担了一个文明大国的责任：强大却不称霸，播仁爱于友邦，宣昭颁赏，厚往薄来。
郑和档案被毁之谜：据《殊域周咨录》记载，郑和下西洋的档案《郑和出使水程》原存兵部。明宪宗成化年间，皇上下诏命兵部查三保旧档案，兵部尚书项忠派官员查了三天都查不到，已被车驾朗中刘大夏事先藏起来。项忠追问官员，库中档案，怎么能够失去？当时在场的刘大夏说“三保下西洋，费钱几十万，军民死者万计，就算取得珍宝有什么益处？旧档案虽在，也当销毁，怎么还来追问？”。
《郑和出使水程》应当包括大量原始资料，如皇帝敕书、郑和船队的编制、名单、航海日志，帐目等。大批郑和档案究竟有没有被刘大夏销毁，至今仍然是个谜。大批郑和档案失踪，给郑和研究带来很大的困难和限制。
郑和发现美洲论：在2002年出版的畅销书《1421年：中国发现世界》中，前英国皇家海军潜水艇指挥官加文•孟席斯提出郑和船队的分队曾经实现环球航行，并早在西方大航海时代之前便已发现美洲和大洋洲的论点。
2006年1月16日，北京和伦敦的格林威治国家海事博物馆同时展出一张1763年绘制的附注有永乐16年(1418年)的中国航海地图。该中国航海地图有详细的航海区域，以及绘画美洲、欧洲、非洲的的轮廓。除此以外，该图更附有对美洲土著（肤色黑红、头和腰戴羽毛），以及澳洲土著（肤色黝黑、赤身、腰部戴有骨制品）的描术。唯一缺憾是该航海地图中没有不列颠岛的记载。 根据该地图的收藏家中国律师刘刚称，他是在2001年以500美元从一个上海商人处购得该地图，并且因为读过上文提到的《1421年：中国发现世界》而得知该航海地图的历史重要性及意义。

关于郑和下西洋

六百年前郑和下西洋，按说历史上发生这么一个中国之最乃至世界奇迹，史书是应该大书特书的。可就在郑和去世不久，记载他历次航海的宝贵资料，竟然在皇家档案库中全部不翼而飞了。于是郑和下西洋的历史真相便无据可考，遂演变成扑朔迷离的神话般的传说。明朝万历年间人士钱曾感叹道：“盖三保下西洋，委巷流传甚广，内府之剧戏，看场之平话，子虚亡是，皆俗语流为丹青耳。……下西洋似郑和一人，郑和往返亦似非一次，惜乎国初事迹，记载缺如，茫无援据，徒令人放失旧闻之叹而已。”（引自《读书敏求记》卷三二）
郑和下西洋留下一个个谜团，六百年来引起许多人的猜想。首先，郑和究竟为什么下西洋？有人说是为了宣扬大明王朝的国威，有人说是为了与邻邦建立友好往来，有人说是为了促进中外文化交流，有人说是为了发展海上贸易；也有人说根本不是什么“国事交往”，而是“帝王家事”??是明朝第三代皇帝朱棣为了消除心腹之患??因怀疑被他篡位谋害的第二代皇帝朱允火文在宫廷大火中逃脱（当时有传说“帝由地道出亡”），于是密令手下“遍行天下郡县”，先后历时二十余年搜寻其下落，并同时“谴郑和浮海下西洋以寻其迹”（引自《明史?郑和传》）。其次，郑和下西洋究竟有什么意义？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都一致充分肯定和高度赞扬这一惊天动地的壮举所具有的“深远历史意义”和“伟大现实意义”。有的说它开辟了世界航海史的新纪元，有的说它掀开了世界文明史的新篇章，有的说它表明中国最早实行对外开放，有的说它证实华夏最先实践租滑“蓝色文明”和“海洋战略”。在郑和下西洋五百年之际，梁启超发表《祖国弊蔽腊大航海家郑和传》，称郑和下西洋是中国人的骄傲：“及观郑君，则全世界历史上所号称航海伟人，能与并肩者，何其寡也。”
中国人向来喜欢以历史上的辉煌而骄傲，阿Q不是把“我们先前比你们阔得多啦??”当作“精神胜利法”么？也许正因为郑和下西洋的历史真相无从查考，于是国人就“海阔天空”地进行种种浪漫而美妙的猜想，不仅把它神化，而且把它意识形态化，作为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的素材。在历史教科书中，郑和的宦官身份被隐瞒了，受皇帝派遣搜寻朱允火文下落的史书记载也被忽略了，人们看到的只是英雄人物的伟大形象和光辉事迹。郑和下西洋与“四大发明”一样，被视为中国对世界文明发展的最大贡献。
对郑和下西洋进行猜想的不仅是中国人，还有外国人，而且其猜想比中国人更浪漫更美妙，更令中国人鼓舞人心。英国一个业余历史学者、曾是皇家海军军官的加文?孟席斯，于2002年在《1421：中国人发现世界》一书中发布自己的“新发现”：郑和比哥伦布早七十二年发现新大陆。按传统史料的说法，郑和下西洋只是到达过东南亚、阿拉伯地区和东非海岸，最远可能还绕过好望角，进入大西洋。可孟席斯认为，郑和的第六次下西洋，远到拉丁美洲、加勒比海、澳大利亚，在麦哲伦前一百年环航地球。孟席斯还声称此后意大利、葡萄牙、西班牙人航海所用的地图，就是郑和下西洋所绘制的，他们“按图索骥”发现了新大陆。孟席斯当然不认为自己的“新发现”是“胡猜乱想”，他列举了若干证据，其中最有力的就是在加勒比海发现九艘中国古代船只的残骸。
孟席斯的猜想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中国人不仅在西方人之前发现新大陆，而且正是在中国人的“启发”、“指引”、“带动”下，西方人才开始“走出欧洲，冲向世界”。于是，并梁中国人借孟席斯猜想的翅膀，对郑和下西洋进行“浮想联翩”式的猜想：如果当年是郑和发现新大陆，那么如今世界则是一个“新世界”。有论者指出：“西方扩张的历史，从哥伦布、达?伽马、麦哲伦时代开始，就是掠夺、杀戮的血腥历史，而郑和时代的明帝国，强大却不称霸，内安诸夏，外抚四夷，宣昭颁赏，播仁爱于友邦，厚往薄来，致远人之归服，忍辱负重，化干戈为玉帛，万不得已诉诸武力，生擒暴虐无道的锡兰山国王、平息苏门答腊内乱，也做得仁至义尽……”（引自周宁：《光荣或梦想：郑和下西洋祭》 2004年第12期《书屋》）最近还有一位主张向全世界推销“新儒学”的论者，也“英雄所见略同”地认为，中国的儒家学说讲究的是“王道”而不是“霸道”，“王道”思想就是“天下为公”、“大同社会”等等，中国“三千年历史，除有元一朝，因尚未受儒家文化影响，中国从不主动兴兵。明初郑和七下西洋，与其后数百年西方海上帝国及殖民×义之行径对比，更是尖锐鲜明地对照出王道与霸道的反差。”因此，该论者奋笔疾呼：“中国执政当局应对内振兴儒学，对外输出儒学。”（引自2004年第36期《凤凰周刊》）
顺着上述一系列猜想而猜想下去，如果当年郑和继续进行第八次或更多次下西洋，把中国的儒家文化推广到全世界，那么当今世界不都到处充满爱么？和平和发展岂不成了永恒的主题么？那么，超级大国当然是非中国莫属了，不过具有“王道”传统的中国成为超级大国之后，是决不会像某些“霸道”国家那样，施横耍赖拖欠联合国的会费，拿着人权当令箭去要挟别国，以打击恐怖主义为幌子发动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
郑和下西洋之所以引起如此漫无边际的猜想，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的航海档案不翼而飞。而如此重要的档案为何失踪？据明朝人严从简《殊域周咨录》记载，郑和下西洋的档案是被车驾郎中刘大夏烧毁了，他“焚档”的理由是，郑和下西洋既不是为了探险也不是为了贸易，“费钱粮数十万，军民死且万计，纵得奇宝而回，于国家何益？此物一敝政，大臣所当初谏者也。旧案虽存，亦当毁之以拔其根，尚何追究其有无哉。”正如中国的“四大发明”，罗盘，中国人用于看风水，外国人用于航海探险；火药，中国人用于药做鞭炮，外国人用于做枪炮……即使郑和下西洋的档案“健在”，后人“张和”、“李和”继续下西洋，如果目的仍然是“为皇帝服务”，那么其结果与郑和有什么两样？两千年前秦始皇不是也派人下过“洋”么？那是为了给他寻找长生不死药，以使他“万寿无疆”，从而使他亲手创建的封建王朝“千秋万代”。中国人为何没有发现新大陆，原因究竟何在？窃以为少点猜想，多点反思，说不定就会找到准确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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